考古，

还有温度？

(资料图)

它是考古工作中气候的变化？

或是考古发掘现场火热的气氛？

还是考古新发现后澎湃的兴奋？

考古工作者不变的热情？

为展示十三五期间山西省考古工作成果，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考古博物馆）举办了

“考古的温度——山西‘十三五’考古成果展”,

并出版书籍——

《发现山西：考古的温度》

在这本书中，

一些考古人讲述了他们的从业感悟、

点滴记录和人文情怀，

从而让公众更好的了解考古从业者的内心世界，

展现山西考古的精气神。

本期推出的即其中一篇，

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吉琨璋先生文章——

我的考古经历

▲《发现山西：考古的温度》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吉琨璋

人的一生充满选择，有的选择是主动的，有的是被动的；有的选择目的性很强，有的则是盲目的，很多选择都充满着偶然，而偶然的背后可能都有必然，无论哪种选择的结果，对人生轨迹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我是1982年参加高考并被北京大学录取的，之前考过理科，不第，转考文科，中了。

那时候还是考完紧接着就报志愿，不像现在是考完并在成绩出来之后再报志愿，所以，大家在报志愿的时候多少都有点盲目性，也有些理想化。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改革开放伊始，全社会如同猛然开闸放水，激情喷涌，浩浩荡荡，充满欲望。当时社会上最热门的就是法律和经济，很多同学在报考的时候都选择了法律和经济，我就读的是临猗中学，在恢复高考的最初八年，曾连续位居晋省升学率之首，被称为“八连冠”，每年都有考取北京大学的，而且前后几届差不多都是法律系、经济系。所以那时候的我也是跟大家一样，也是报的法律系和经济系。

志愿报上去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当通知书下来之后，录取的学校是北京大学，不是法律系或经济系，而是历史系考古专业，这无疑是在热望的期待中突然一盆冷水浇了下来，一想到在社会大潮来临之际，大家都去做弄潮儿，自己却钻了冷门，所以非常沮丧。考古是个什么概念、具体是干什么的，家人、自己及周围的人都是茫然，倒是我们中学的副校长邵振轩老师知道我的情况后说了句：“这是个冷门，以后容易出成绩。”就算是沮丧中的一丝安慰，但不管怎么样，这个选择是被动的，对考古的感觉是冷的。沮丧归沮丧，但因为毕竟是考取了北京大学，被中国最高等的学府录取，还是有喜有乐的。

对于考古，我充满了困惑，那时候资讯不发达，又没有地方可去查询，就在这种喜悦、困惑与惆怅的复杂心情中来到了北京大学（图1）。

▲图1 生产实习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82级曲村实习师生

前排左起：樊艳华、温慧英、张健、王丹、唐际根、

徐良高、张春龙、高建强

中排左起：熊北生、宋国定、沈岳明、何驽、李伯谦、

吕金财、刘绪、何长风、古方、安都、张辛

后排左起：王利群、王文华、吉琨璋、卓军、王明钦、

华国荣、张昌平、张照根、王连葵、戴宗品

1984年9月摄于曲沃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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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了，面对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新颖，不是物质而是精神，是知识。那时候，物质生活极不发达，大家都差不多，尤其是我们专业的同学大都是从农村来，大家吃穿差别不大，彼此不会有多少攀比和心理落差。但北京大学的学习氛围却扑面而来，对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冲击，一张张求知若渴的面孔、图书馆海量的图书、各种讲座，令人兴奋且眼花缭乱，我们就像干涸的海绵突然遇到充足的水，在沙漠中久行有了水源，在知识的海洋里大量涉猎漫游，学习兴趣也很广泛，但我个人就是提不起学习本专业的兴趣，还是不愿意学考古，用老师们的话说，就是专业思想一直坚定不下来，就像突然被套到笼套上的小马驹一直不服套一样，总想挣脱。第一学期的专业课学的是旧石器时代考古，从摸人体骨骼结构开始，加之学习各种石器的特点，什么尖状器、刮削器等等，非常枯燥，加之本人对专业有抵触情绪，所以，在期中考试的时候竟然没有及格。

这样的成绩，老师们也没有过多的批评，而是更多的鼓励。

在其后的大学一、二年级，有了考试不及格的教训，成绩不能落下了，所以，人在考古专业，一边认真听讲，认真做作业，认真备考，也有不错的考试成绩；另一方面，没少去别的系旁听课，比如法律、经济，甚至去啃康德、黑格尔的古典哲学，同时还热衷于经常去听各种讲座。1983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成立了，考古系是由历史系考古专业独立出来的，考古成为独立的学科，宿白先生是第一任系主任，但我的心思仍然没有变过来，真可谓身在曹营心在汉！无论身心在哪里，读书学习倒是没有停止，但实话实说，是盲目的，懵懵懂懂的。

大学三年级的第一个学期是实习。我们在校期间及前后时段里，北京大学的考古专业及后来的考古系的课程设置是这样安排的：分专业课和其他课程，专业课包括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秦汉考古、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隋唐考古、宋元考古几个大段，每大段一个学期，其他基本课程还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哲学等，专题课则有古文字、石窟寺考古、古代建筑、中国古代文选、先秦史等。前两年是在校学习专业基础课，后两年安排两次实习，每次一个学期，分别安排在大三、大四的第一学期，第一次叫生产实习，第二次叫毕业实习。

就在这种懵懵懂懂当中，我走进了人生中第一次考古实习。前两年的学习，由于不安心考古专业，对考古是没有感觉的，但客观上学了不少的考古知识，这些知识都是书本上的，很多新鲜词儿，如探方、探孔、探铲、地层学、类型学，都是知道而想象不出来，成天学习陶器，但没有实实在在摸过陶器，基本上是书本上考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迎来了大三第一学期的生产实习，可以说，实习是我们大家所盼望的，一来不用关在笼子里成天苦读，二来可以把书本上的知识与实际相结合，释疑解惑。

20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的学生生产实习主要分两个地方，一个是山西的曲沃曲村（图2），一个是山东的长岛。曲村，主要遗址内容是商周；长岛，主要遗址内容是新石器。从1980年开始，并且正好是逢双的学生到山西，逢单的学生去长岛，20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这样的实习奠定了后来中国考古在这个年龄段一大批中坚力量，逢双挖商周逢单挖新石器也某种程度上造就了大家从业后主要研究的方向。

▲图2 再回曲村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82级曲村实习20年纪念

前排坐者左起：

王明钦、张春龙、樊艳华、吉琨璋、唐际根、张照根

中排蹲者左起：

古方、李伯谦、徐良高、孙华

后排站者左起：

张六顺、孙永和、曹景义、张辛、张夙兰、

刘绪、傅朗、宋建忠、张国安、田建文

2004年9月摄于曲沃曲村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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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村—天马遗址是西周时期晋国一个重要的遗址，后来的发现和研究也确定了这里是晋国西周时期都城所在地，选择这里长期做考古发掘是以邹衡先生为首的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商周组的眼光，丰富的地层堆积也是作为学生实习基地的理想地点。大家在这里走向田野，由入门到专业，今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曲村是考古的圣地，北京大学考古学生精神的家园，而对于我个人来说，是考古升温的地方。

我们在曲村实习的带队老师是李伯谦老师、刘绪老师和当时的在读研究生张辛老师。李伯谦老师当时47岁，刘绪老师35岁，张辛老师20多岁。李伯谦老师是考古大家，今年是他的从业考古教学60周年一花甲，7月份，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邀请国内考古界众多精英齐聚河南郑州，举行了一个“李伯谦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及李伯谦先生从业教学、考古60周年”纪念座谈会。刘绪老师是国内商周考古公认的大家，也是考古界有名的“好人”，学术水平和完美的人格令每个人尊重。张辛老师当时是读邹衡先生的研究生，风华正茂，才气逼人。三位老师在实习中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

在曲村的发掘，先是发掘探方，后来发掘墓葬，我们从布方开始，挖土、用手铲刮平面、辨识土质土色、划地层、判断每一个现象、清理遗迹、绘图、填写标签等，每一步都是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去做，非常严格，所谓“持手铲、划地层，上穷三代故事；临碧水、卧土炕，下通世风民情”，白天骄阳下发掘，夜里青灯下上课，老师们与我们同吃同住，我们体会着专业、拉近与老师的感情，也增加了我对考古的认知。（图3）

▲图3 释读铭文

与李伯谦先生在文物库房观摩研究晋侯铜器

2008年3月摄于侯马工作站

工地发掘结束接着是室内整理，中间还穿插着到闻喜的田野调查。室内整理，用类型学的方法去分析陶器，尽管那时候对类型学体会有限，但是，实实在在地开始接触，开始知道考古是怎么回事儿，熟悉考古从发掘到调查到整理资料到写报告的每一个环节明白，做一个考古人应该最基本具备的东西是什么！

这样在大三的生产实习，一整套的程序走下来，我们每个学生都已经了解了田野考古最基本的每一个步骤、环节。从到工地布探方、画每条线，到发掘墓葬、发掘遗址，到整理报告调查，这就具备了最基本的技能。

大学第二次实习也就是四年级第一个学期的毕业实习，我们班被分成好几个组，各组基本上是在比我们高几班的在读研究生的带领下分赴全国各地实习的，老师们巡回检查，我和我们班的几位同学在高我们两班的在读研究生李岩师兄的带领下到广东佛山南海鱿鱼岗发掘。这次实习，由于有了生产实习的基础，基本程序是对生产实习的复制，并进一步创新、提高，使我们的考古基本功更扎实，更巩固。

作为学生的两次实习，也许很苦很累，由于我们那时候的学生大部分都是从农村出来的，这点苦对农村出身的孩子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们从事考古工作，很多朋友会问我说考古苦吗？我从来没有觉得考古苦，也许会觉得累点儿，但是这点累不算苦，那不叫苦。身体上受点儿累，不叫苦，精神上苦，那才叫苦呢。感触更深的是老师们的言传身教。北京大学的老师，他们的高尚品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我们从他们身上学习了很多东西，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紧跟着老师的旗帜。

随着两次实习的结束，大学就快毕业了，也面临着考研究生。当时我们班有好些同学选择了报考专业研究生，而我却没有。尽管我们在学习考古并且经过了扎实的实习，但是我的思想仍然不在考古上，所以我选择了报考别的研究生，冀图改变生命的轨迹。当然，这次考研没成功，毕业分配就回到了山西，成为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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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0月底一个早晨，我和一位同事坐了一夜的硬座到了侯马。我们要去的是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工作站所在的路西是一片刚刚被拆的废墟，在深秋的早晨被蒙上了一层浓浓的白霜，一片肃杀。看到这一切，我的心也凉了，刚刚升起来的考古温度也陡然降温。

我们到侯马不久就投入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侯马是晋国晚期都城遗址，前辈们已经在这里做了多年的工作，成果斐然，诸如发现发掘了都城遗址、侯马盟书、铸铜作坊、祭祀遗迹、卿族墓地等，这里地层堆积丰富又复杂，感谢大学的两次实习打下了扎实的功底，工作起来不算费劲，也算是对冰凉的心一丝慰藉。（图4）

▲图4 陶寺考察

与师友在陶寺

（左起：吉琨璋、李伯谦、田建文、刘绪）

2015年8月摄于襄汾陶寺

在侯马工作的10多年，发掘、读书、写作，做了大量的卡片，起初对晋南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感兴趣，从老的材料——芮城西王村、东庄村到新材料——垣曲古城东关、丰村、曲沃方城，到陶寺、东下冯的材料，按照遗址单位、陶器等都做了大量的卡片，后来在师友们的启发下，又对山西商代考古材料、山西及周边的周代晋系统的墓葬材料逐个做卡片，同时读史，《国语》《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这些必读之物都翻过好几遍。清楚地记得，炎热的夏天，外面是打牌的喧嚣，我在屋里做卡片，青灯黄卷，卡片厚度在一天天地增加，我的考古温度也在一点点地增加。

1995年到1996年，我参加了国家文物局在郑州西山遗址的领队培训班，这是一个严格的训练，从发掘到整理资料，地层学、类型学实践运用，使我们成为一个合格的考古领队。

2002年，我被授命负责我们单位与北京大学在曲村—天马遗址的合作工作。环境的改变，似乎也改变了我对考古的认识，我开始安下心来做考古。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我发掘了三个重要遗迹，一个是绛县横水倗伯夫人墓葬，一个是曲沃羊舌晋侯墓地，一个是曲沃北赵晋侯墓地1号车马坑。

▲图5 荒帷

横水M1装饰

2005年5月摄于绛县横水

2004年12月，我受命与几位同事接手绛县横水西周墓地的发掘，我负责发掘倗伯夫人墓。收获有二：其一是发现一个不见史料的古倗国，获得本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二是发现并提取了荒帷——3000年的一个奇遇！（图5）我们用了7个月的时间，将荒帷尽可能地保存下来，这次发掘，让我们获得了当年度的国家文物局颁布的考古田野一等奖，须知，国家文物局田野奖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设立的，第一届的一等奖颁给了秦始皇兵马俑的发掘，其后十多年一直空缺，直到这次我们取得。 

2005年7月，我又率队开始发掘曲沃羊舌晋侯墓地。这是围绕着曲村—天马遗址周边的又一处晋侯墓地。在墓地的北边，是几组晋侯及夫人墓葬，我所发掘的1号墓、2号墓，后来被认定为晋文侯或者其儿子晋昭侯的墓葬。这组墓葬是迄今为止山西发掘的先秦时期规模最大的一组墓葬。近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闻喜邱家庄发掘的M5001组墓葬规模与之有一拼。因为墓葬在早期被盗扰，里面用于界定墓主人身份的主要东西不见了，就带来很多困惑，所以对于这组墓葬的研究，带来探索的激情，学界也引起了争论和反响。

▲图6 车马战陈

北赵晋侯墓地1号车马坑

2006年10月摄于曲沃北赵

2006年春节过后不久，我们开始发掘曲村—天马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的1号车马坑（图6）。这个工作直到2007年底才结束，持续两年之久。这个车马坑东西有21米，南北15米，也是迄今为止在全国西周时期最大一座车马坑，包括48辆车和105匹马。发掘车马坑是考古田野发掘中难度最大的，对发掘技术要求很高，是土中找土，是对考古工作者的考验，很多人望而却步。事实上，以往也确实有很多车马坑被挖坏了、削掉了轮子的情况比比皆是，我们在发掘的时候就制定了严格的发掘方案。

至今还记得，在开始发掘后的一段时间，炎热的夏天，我和雷兴山光着膀子在闷热的坑里讨论发掘方案，场景历历在目，最终，在李伯谦、刘绪老师的指导下，在北京大学常怀颖、冯峰等众学子及技工师傅的一起努力下，一辆车都没有被挖坏，完整地再现了当年的车马坑，这个工作也成为一个经典之作，也成为大学里面教学的一个案例。对车马坑的发掘获得国家文物局田野三等奖，刘绪老师每每谈起此总觉不平，觉得应该是一等奖。（图7）

▲图7 青铜甲片战车

曲村车马坑11号车

2006年11月摄于北赵

也正是在2004年，绛县横水1号墓的发掘、2005年到2006年曲沃羊舌晋侯墓地的发掘、2006年到2007年曲村—天马遗址北赵晋侯墓地1号车马坑的发掘让我一步一步坚定了考古的思想，建立了对专业的信心，不再心猿意马，不再犹疑思想，塌下心来，实实在在地做考古，把考古作为我的终身事业来做。（图8）

▲图8 公益讲座

与郑媛在“走进考古 触摸文明

——曲村晋国遗址的发掘与解读”活动现场

2009年9月摄于侯马

大概从2000年开始，我开始关注古玉的考古出土材料，再加上在考古发掘中又碰到了很多古玉，后来我又接手晋侯墓地的玉器资料，所以就多了对古玉的关注与研究，也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在其后的几年，我相继编辑了《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山西卷》及撰写了《中国玉器通史·西周卷》，并在玉器、玉文化这一块有了更多的心得体会。

多年的从事晋文化考古工作，尤其是我兼在晋国晚期都城—新田遗址和早期都城曲村——天马遗址的爬摸滚打，在晋文化研究及晋文化的历史考古这一块有很多心得体会，这样的阅历和体会，非一日一时可得可有，也正是这样的阅历，使我一步步认识了考古，正所谓学史明理、学史崇德、学史增信、学史力行。（图9）

▲图9 现场讨论

专家组在曲村—天马遗址

三张村东夯土城墙发掘现场分析

（左起：王晓毅、赵辉、常如意、刘绪）

2016年6月摄于曲村三张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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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国家层面重视考古，将考古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我想，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是由一点点的基础构建起来的，我有幸生活在这个时代，并为此贡献了自己的一点力量，心中热情油然而生，虽然最初的选择是被动的，但最终无悔这个职业。

也许，在别人那，考古是雷是电是风是火，如核弹爆发，迅速升温直至无极，但在我这里，是慢热型，可以说，直到40岁之后，才不再心猿意马，才踏实下来做晋国考古这一块儿。考古在我的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考古在我这儿不断地升温，最终成为我心目中最热的一块热土。

作者简介

吉琨璋，供职于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从事田野考古近四十年，参加和主持多项重大田野考古发掘，主要有侯马晋国晚期新田绛都遗址、曲沃晋国早期都城曲村—天马遗址，其中绛县横水西周墓地发掘曾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及国家文物局颁发田野考古一等奖，晋侯墓地1号车马坑发掘获得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奖。

研究范围主要是先秦时期的夏商周历史和考古，尤对晋、晋国、晋文化有深入思考，参加大型考古发掘报告《乔村墓地》的编写，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山西卷》，著有《中国玉器通史·周代卷》，发表近百篇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章。又于先秦青铜器、玉器及玉学、玉文化鉴赏方面多有留心，并有著述。

多次应邀在省、央视多套多档栏目如《探索发现》《社会与法》（文史版）等录制节目并播出，作为顾问专家参与央视《如果国宝会说话》系列节目制作，作为嘉宾参加央视一套节目“中国考古大会”《探秘晋侯墓地——寻找西周时期晋侯世家》录制。多次应邀在国内、北美、港台等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如美国斯坦福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等讲学及参加学术会议。多年来致力于文化传播，在全国各地作历史、考古、文化讲座百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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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吉琨璋

BY｜考古汇

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或机构所有

辑｜山西晚报全媒体编辑 南丽江

审核｜方天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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